一、概况

位置：晋中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山，西傍汾河水，北与省会太原市毗邻。 
面积：总面积16376平方公里。 
人口：300多万。 
行政区划：现辖2市9县。
      晋中位于山西省中部，总面积16404平方公里，总人口302万。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生活在这块热土。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民风纯朴，人杰地灵，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晋商文化的发源地。
     历史的积淀留给晋中丰厚的遗产，这里文物古迹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晋中为晋商故里。明清时期，晋商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创造“海内最富”辉煌。此辈英豪，气吞山河，尽显风流，世人钦仰。鼎盛时期，晋商票号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城镇乡陌，边陲海外。巨商族群纵横四海，独步天下，叱咤风云，汇通九州。金融牛耳执手中，滚滚财富入晋中。
      晋商称雄天下，财聚故里。豪华巨宅拔地而起，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常家庄园，皆构造雄伟，气势壮观，雕饰精微，意境空灵。囊括天阙仙韵，浓缩宫府灵辉，富丽堂皇，令人神往；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晋中大地上；“中国第一号”——日升昌票号，是中国金融业的鼻祖。平遥古城和祁县县城如今都已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晋中自然景观以太行山脉、太岳山脉诸多名山为胜。其间，峰峦高峻，沟谷幽深，森林茂密，水流淙淙。真可谓山川多壮丽，秀色足餐人。驰名天下的介休绵山，壁立千仞，云海苍茫，飞瀑急湍，鹰回百转，“堪与三山五岳相媲美”。
      享誉三晋的灵石石膏山，山势巍峨，峰奇险峻，苍林野趣，沟溪蜿蜒，宛若天境在人间。扬海外的大寨虎头山，峦峰翠色，路旋葱笼，梯田层层，果实累累，情归人天谐和境。新近开发的榆次乌金山、寿阳方山、和顺云龙山、左权龙泉山等，山奇峰迥，水澈溪涓，风光旖旎，各具景胜，亦是登临好去处。

二、历史

晋中，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晋中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原始社会起，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活动。据考证，晋中历史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万年左右。商代后期，境内便有城邑出现，春秋时期，开始设立县一级行政建制，秦汉以后，全市大部分县城普遍建立。远古时期，《禹贡》划分九洲，晋中为冀州之域，西周属并，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汉之后多属太原郡(府)，隋唐时，除榆社、灵石外仍沿旧制，到晚清属太原府辖，民国时期属冀宁道。抗战时期，晋中分属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三个抗日边区政府；解放战争时期，晋中分属太行、太岳、晋察冀三个行署管辖。新中国建立后，成立榆次专区，辖13个县和阳泉工矿区。之后，分别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全市行政区划经过三次大的调整，至1983年10月起，晋中辖10县1市。1999年9月撤地设市，辖9县1区1市和榆次经济技术开发区。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晋商文化，清代中叶，以“山西票号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为代表的晋商，曾创造过“海内最富”的经济奇迹。同时，一大批文治武功的杰出人物名垂青史。春秋，“终不言禄”的介子推，“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奚；东汉，“巧定连环计，诛杀董卓”的王允；东晋，称雄北方的赵王石勒；中唐，田园派诗人王维；宋金，出将入相50年的文彦博；清朝，一代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书、人称“帝王师”的祁隽藻；山西票号始祖雷履泰，山西赎矿运动发起人渠本翘，均为晋中人士。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尹灵芝，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就牺牲在这片热土上。

三、地理

位于山西省中部。全地区辖2市9县，总面积16376平方公里。

四、气候

晋中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季风干燥， 夏季温度 偏高，秋季天高气爽，冬季相对寒冷，一年四季气候分明，昼夜温 差大。 

五、宗教

80年代以来，山西农村变化迅速，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宗教文化的消长。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除了自然崇拜之外，尚有正规的神学宗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法律所保障信仰自由的佛、道，伊斯兰教和基督、天主教。 

从正规宗教在今日山西社会中演变的趋势来看，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与此相对的，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发展势头却颇为强劲。正规宗教的彼消此长的局面事实上从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佛教尽管也是外来宗教，但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长期融合，已中国化了，成为乡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世俗化程度是很高的。但从清末民初以来，破除迷信之说兴起，出现了到处“毁坏佛像，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的现象。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毁庙反神风潮，大量寺庙道现非毁即为新式学堂所占。如山西临晋县民国初年共有各类学校280所，其中原为寺庙观者即有240所，佛道寺观35个。大量寺院佛庙被毁，一方面是长期战乱的结果，而更多的反映了佛、道两教的衰落趋势。 

基督教传入我国较早，但有影响的传入是在明末清初。当时，首先进入山西传教的是意大利人，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他于1610年到澳门，而后转入内地，1620年进入山西。在绛州（今绛县），首先为在北京做官并已入教的韩霖、段衮的家属18人授洗。这是明代以来山西最早的基督教。 

继艾儒略之后，比利时人耶稣会士金尼格、意大利耶酥会士高一志等人于1624年和1625年先后到绛州传教，他们不仅在朝廷有支持者，而且也取得了绛州刺史的支持。这样，到明朝灭亡的1640年，山西以绛州为中心的基督信徒已达8000余名，建有大小教堂50余处。 

清代，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传播受到严格的限制，1840年后《 黄埔条约》的签订使教禁大开。1845年，山西全省的天主教徒有七八千人，外籍教士4人，中国籍神父16名，西方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890年，罗马教廷将山西教务划分为南、北两大教区，分别以太原和潞安为中心，北境教区信教人数达1．3万多人，南部有9000多人。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天主教在山西受到严重打击，本世纪20、30年代教会势力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教徒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 

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外国人来并人数为5263人，其中教士人数即达3353人，民国十五年比民国元年人数增加15倍。 

解放后，中国的基督，天主教排除了外国势力的干涉，开始独立自主办教，但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文革”期间，宗教活动被人为地禁止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山西城乡的信教人数开始逐年增加。1982年，全国信基督教人数300多万，信奉天主教者也达300多万。1983年据运城地区统计，共有基督徒7748人，占信教人数的54.l％，天主教徒1530人，占10.7％，而信佛教者仅占3．4％，道教者更少，仅0．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影响力日渐增大。 

在古代社会，宗教曾经是文明的源泉。而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宗教是爱，宗教是信仰，它是人们心灵与灵魂的寄托与安慰。

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宗教信仰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农民们并不关心高深莫测的宗教教义和世界观之类的大问题，他们的信教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进行的选择。 

患病求保佑而信教，这是一个原因。看病求神问鬼在广大农村有深厚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疾病就成了威胁人们生活与安全的主要方面。而目前，农村还缺乏充足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还有许多疑难和慢性病没有特别的医疗手段。大量的医疗费也使农民难以承受。为解疾病之苦不少农民以信教而求解脱。

也许是出于偶然，或由于信仰所产生的心理作用，疾病因此而得以好转。上帝的“神迹”，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因此，患病而信教者占到了信教者的绝大多数。据我们对运城地区几个村庄信教群众的调查，因疾病信教者达64％。 

家庭矛盾，邻里冲突，这是农民信教的另一主要原因。目前，在山西农村，家庭矛盾主要产生于子女与父母之间。调查中，我们所见到的一些老年人，时常面带悲凄之态，尽管他们的生活很不轻松，但还是留恋这个世界，尽管生病和残疾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但也未能动摇他们活下去的信念。相反，青年一代却有很多自杀者，有时一件小事不顺心，就会以各种方式自尽，这样一来，反而给老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悲哀。信教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尽管老一代农民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求无欲的满足感，但他们并不幸福，他们自知命运难改，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跳出“农门”，成大器耀祖宗。老一代农民为了能让子女上大学，承担着艰苦的重担，挤出钱来供子女读书。他们也许有过跟着子女享几天清福的愿望，但更多的是望子成龙的殷切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同时否定着自己的生活，也否定着自己的价值，但事情往往不尽人意，失意者家中往往会长久地笼罩着悲哀，老人只好转托教门。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经商做买卖的也信教，他们让孩子辍学经商。在同我们交谈中，这些失学儿童的家长并不满足这种状况，只是他们更为绝望，对自己的儿子很绝望。尽管他们有的是钱，然而，子女却拿不出足够好的成绩让家长供其上学。这类家长，对孩子的作为不顺心，在激烈紧张的商场中，他们承担着竞争的压力和风险的压力，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许信教才能使他们保持心理的宁静与平衡。 

山西农村的信教者各色人等都有，遍及各种年龄及职业。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宗教信仰的性别结构讲，女性信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些村庄的女信徒远远超过男性信徒，无论是人数还是虔诚的程度，女性都是很突出的。这种现象一百年来并无多大变化。 

1983 年运城地区措教群众中，女教徒占到了60％以上。这种状况同妇女历来受压迫最深、文盲比例高，在家庭及社会中更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老年信徒多。80年代，在大变革的农村，老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非农产业的兴起与市场机制的运行，使得文化知识较少，对外交往不多的老年人被迫让出了农村社会的主角地位，角色的变更带来的心理上的不适应，代沟的出现又加深了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矛盾，家庭的小型化与邻里关系的淡化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老年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因而从宗教中寻找自我，寻求安慰便成了老人信教的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举家信教者居多。农村的家庭关系较为牢固，家长对子女的支配力很大，因而具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对于后代的信仰影响极大，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天主教更是一种“代传教”。同时，亲戚朋友的劝告与带动、死后灵魂的安置问题，以及希图来世也幸福等因素都是信教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