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区号：0350
邮政编码：034000 地理位置：位于山西省北中部。 人口：总人口288万 面积：总面积为2．52万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全区辖忻州、原平两个县级市和定襄、五台、代县、繁峙、宁武、静乐、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12个县，293个乡镇（办事处），5045个村（居委会） 该区扼"晋阳北路门户"，四周环山，地域辽阔，为秦晋高原的一部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忻口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已形成以煤炭，冶金，机械，化工，电力为主体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也有相当基础，成为全省重要的粮油产区之一。 二、气候
忻州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总的特征是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夏季多雨，秋季气爽，冬季少雪。
三、人文
忻 州 婚 俗
婚姻是人生仪礼中最隆重的大事，它标志着一个人告别青少年时代，进入成家立业、发展家族的重要阶段。所以，婚礼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忻州一带的婚礼在遵循古代“六礼”的同时，经过时间洗礼，逐渐趋于简约，有着该地区的特色。 忻州地区结婚程序大体有四个步骤：议婚、订婚、成婚、回门。 议婚，是男女婚姻的最初阶段。旧时“无媒不成婚”，男女双方不能见面，全凭父母意愿，而能否成婚完全取决于“合婚”的结果。后来，又增加了相亲，方法是由介绍人带上男方到女方家看女方的容貌、身材。女方的父亲，或女方自己与母亲有时也去男方看看房屋、住室，打听其社交人缘。合婚既成，两家则择吉日互换庚帖。双方各备红书庚贴，上面重新写明男女各方出生的年月日，互相交换，表示信守不渝，当地人俗话是女方“有主了”。发展到后来，由于人们破除迷信，去掉了“合婚”这一环节，“换贴”这道手续也同时免除。 订婚。旧时订婚的核心内容是门当户对，对年龄的大小并不在意。一般15岁前订婚，甚至五、六岁就订了亲，有小男孩聘大媳妇，也有大女婿娶小女孩的，但通常是女的比男的大。订婚时，男家要给女家送彩礼、送大钱，旧称“纳聘”。一切礼品由女家指定。如保德、河曲一带彩礼名目有“三盘两对”，即三副项圈、两对手镯；“花红彩礼”，即红布、蓝布各一丈二尺；“生米猪卷”，即一斗白米、一斗绿豆、一斗红枣、白条猪一口，馒头24个，还有用红纸裹封的银洋。而女家给女婿的只是象征性礼物，如帽一顶、靴一双，“硬腰子”一个。解放前一般贫苦人家给不起彩礼，不得不典房卖地，债台高筑，以至一辈子不得翻身。保德城关附近还有一种习俗叫“西瓜月饼吃三年”，就是在订婚后三年内，每逢中秋节，男方用食盒抬着上好大西瓜四个，大小月饼垒成一塔送给女方。河曲一带在婚前要给女家送二斤面炸的油饼24个，油糕 120，羊一只，猪一口，酒两壶，女家回油饼两个，糕一个。 成婚，又叫娶亲。男女双方到了当地认可的婚龄，男女双方就协商结婚的日子。一般是男家先请阴阳先生选择日期，由介绍人拿上礼物通知女家，一般女家都同意男家的日期。但细心的女家还要另请阴阳先生兑日子，看有无“妨忌”。在保德一带，腊月二十三以后就可以不择日子，任选哪一天都行，谓之“赶乱岁”。 娶亲。婚期确定之后，双方就着手准备，先通知亲戚朋友，一般家户都要订花轿、请乐工。娶亲这天新郎乘花轿，穿礼服，十字披红，由伴郎陪着鼓乐前行，去女家迎亲。贫穷之家雇不起轿子，就用毛驴去接新娘，俗称“明搬”。有的地方因山路遥远，崎岖难行，就用“骡驮花轿”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娶亲，即把一乘长轿绑扎在两根杆中间，两头骡子一前一后驮着，由身着黑衣，头缠白毛巾的“骡夫”赶着牲口，既稳定安全，又节省人力。送亲的人当日不回。迎亲队伍到达女方后，代县一带由新娘的弟弟出迎，给新郎头上“插喜花”。新郎进院后要品茶，吃干果点心，叫做“待女婿”。河曲一带待女婿是让吃“小饭”——四碟小菜和挂面、烧酒。食毕，催新娘上轿，新娘头戴凤冠，身着霞帔，腰系玉带，面罩红绸盖头，随新郎出门。这时新娘哭哭啼啼，母亲泪水满腮，母女难分难离，甚至抱头痛哭。女家趁此提点小条件，习惯上叫“养女头一炸”，男家给点钱、面粉或肉，叫做“离娘费”，“离娘面”、“离娘肉”。时过午后，新娘上轿启程。迎娶的队伍回到家附近，先放鞭炮．然后大门前点旺火。娶亲者将送亲者请入室内款待，新娘下轿不能踩泥，由送亲者扛着或倒毡步入院内。新娘进门时，与婆婆同龄的婶姆、大娘要向婆婆脸上抹黑，向新娘脸上抹红。在岚县一带是给公公脸上抹黑，以图吉利。拜堂时按“里三堂，外三堂”的次序排列，先拜天地，再拜祖宗，而后父母，再及同族尊长、亲朋，不能随意颠倒。拜毕，新郎新娘进入洞房，新娘面墙而坐，新郎为其揭去蒙头红纱。有的地方把新娘头上带的一枝花，插在洞房的最高处，民间歌谣有“墙上插花花，当年抱娃娃”，“插得高，养得早，明年生个胖小小”。在河曲一带，新郎挑了头盖之后，要给新娘梳几下头发，然后用婆家新给的簪子将抓髻改梳成网子头，俗称“上头”，表示这位女子从此以后就是他的媳妇了。接着要用八仙桌斗中的弓箭向洞房四角空射，认为可以赶走凶煞晦气。新娘要在一块红布上用尺子量一下，用剪子剪一下，意寓婚后能缝善织，会过日子。洞房内忌孕妇、寡妇进入。晚间耍新娘，闹洞房，俗称“三日之内没大小”。整个婚礼喜气洋洋，热热闹闹。 回门。婚后第二天，有的地方是第五天或第九天，新郎新娘回到女家，新郎要跪拜岳丈家尊长，俗称“认大小”。保德一带小舅小姨要耍笑姐夫，多是给饭食里特别的多放一些调味，如辣椒、醋、花椒等。还要给新郎吃一顿饺子，叫“捏嘴扁食”，以防止女婿说不好。当天新郎新娘必须返回男家，不得在娘家留宿，称为“打来回”。至此婚礼的全过程才告结束。 “打平伙”习俗 地处晋北的保德、五寨等地有一种淳厚稚朴的风俗，叫做“打平伙”。 当秋后明月当空的夜晚，或是平日阴雨连绵的日子，人们闲着没事，就走家串户，结伴拉伙，打扑克，下象棋，侃闲话，或讲故事，唱北路梆子。这时，偶然有一人提出“咱们打一回平伙吧！”屋子里会立刻响起朋友们的赞许声。这时，马上就会有一个嘴快腿勤的人说：“我去办。”他走到村里养羊的家户，迅速拍板成交，不大工夫就会拉来一只又肥又大、“咩、咩”叫唤的绵羊或山羊，大家七手八脚宰杀完毕，把羊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咕都咕都”煮起来，主家还会在羊肉煮至半熟时加上葱、姜、花椒、胡椒、辣椒等调料，掌握好火候，用文火炖煮，肉香弥漫着整个屋子。这时，大家仍兴致勃勃地继续打牌，下棋，侃闲话，争论些邻里家常的事情。 买羊钱怎样付呢？办法是把羊价按在场的人数平均分开，每人出一份钱。不参加的也可以自便，或退场，但那样做会被大家小瞧的。也有嗅到肉香，或听到喧闹声赶来探望的人，那么，愿者有份，凡进屋不走的都摊一份钱。钱收齐后，羊肉也就差不多熟了。于是，大家就围着锅，吃手抓羊肉。 只有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与人的关系亲密无间，感情自由地交流，人们会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忘记旧日的恩怨，达到返朴归真，浑沌天然的境界。没有人因为吃的少了点而日出怨言吗？不会的，谁要是说出这类的话，大家就说他不谙世事，不懂情理，没有大丈夫男子气！要是一只羊不够众多的人吃怎么办？只要心里愉快，吃得高兴，可再按前面的规矩，再煮一只羊，有时大家能从傍晚吃到第二天凌晨，仍然余兴未尽。 这种大家摊钱，伙吃熟羊，就锅抓肉，不拘小节的吃法，正是黄土高原的风格。它既象原始人狩猎归来聚火而餐的遗风，又类似与此地毗连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饮食特征。恐怕这些正是“打平伙”这一习俗形成的重要原因。难怪不仅在晋西北有，而且在山、陕、内蒙交界的广大地区也有这种习俗。 打平伙的意义有这样几层，一是巩固友谊，增进了解；二是解开疙瘩，调解纠纷，某人与某人闹了意见，借打平伙凑在一起，大家帮助他们评论是非，重归于好；三是共商大事、同舟共济，村里有什么要办的事情，或是谁家遇到了困难，大家都会借此出生意，想办法，齐心合力把事情办好。而且晋北的人颇有股豪爽之气，议定的事情，说干就干，吃完羊肉，嘴一擦就开始了，谁也不会中途溜走。否则，大家说他不讲义气，不能同甘共苦，那么，下次打平伙就没份，或者要受到大家冷落。由此看来，打平伙的民俗意蕴真是丰富，在这里。原始的有饭同吃，有福同享的共产生活遗风和现实的人际关系有机结合为一体，天衣无缝。 五台民情乡俗 五台县人老实忠厚，勤劳俭仆，待人纯真善良，不会客套，办事小心谨慎，办则求成，遇逆常可强忍，怒则难禁。 衣食住行，力戒奢侈。解放前，农家衫裤鞋袜，多以平山粗布针工缝制，袄为大袄，缀以桃结扣，绝大多数人穿贴身背心，俗称腰子，鞋为圆口鞋，有“两道脸”，青壮男子，腰加一条腰带。暑去冬来，则以毛毡为帽，羊皮为衣，坎肩皮袄，度冬必备。经济富足之家，以穿市布为荣，黑缎小帽，视为佳品。解放以后，衣着急骤改变，无论农工商干，皆以涤卡、涤纶、花达尼、花哔叽为衣，着毛料呢绒者亦为常见，布鞋布袜，亦为皮鞋、胶鞋、布鞋、塑料鞋以及线袜、尼龙袜所取代，青年妇女，则罩上了五颜六色的方形头巾，且又增添了棉、皮大衣和线衣、皮手套。五台人的衣着，已渐由淡装转向艳服了。 五台人一向省吃俭用，早晨和子饭，中午杂烩菜，晚上红稀粥，三餐俱以玉米面、高梁面为主食。冬酸菜，夏野菜，一年四季老咸菜，均用自种萝卜、蔓菁等腌制。白面（小麦面）、大米，除节目和待客，常年罕见。每有客到，多以煮油糕、烩粉丝（由山药粉面自制）、炒鸡蛋、煎杂菜接待，盛饭以满大为敬，就餐有以剩为饱。夏秋季节，人们往往端饭到街，边吃边谈，说说笑笑，饶有风趣。食物当中，东冶的馍馍（白面），大兴的糕，灵境的颗子（莜麦），豆村的面（莜面），则为全县驰名。 住宿以木结构房屋居多，黄土坡以北，多为砖墙瓦顶；东治地区，则为土墙平房；清水河两库，常常以石旋洞而居；大部分地区，亦有靠崖掘窑而宿者。解放前，住房一连三间居多，内分里外间，里间一间，存放粮食和日用什物；外间二间，一炕一地，摆设箱柜，且置灶台，是人们的生活起居之所，单间住屋，均砌对门火炕，往往充做新婚洞房。台怀地区稍有不同，建房低矮，一堂两屋。解放以来，建房布局，连排房（正房）院子代替了四合头院子；屋内结构，多设套间或后洞，既讲究了卫生，又方便了生活。庭院之中，古以前槐后榆为佳，栽杨植柳为不祥。今天，人们注重经济价值，新建庭院中栽北京杨和加拿大杨的比比皆是。建房当中，在用土筑墙时墙头刻字，立架上梁时有张贴对联的习惯，一直沿袭未变。过去对联上写的是“上梁喜逢黄道日，立柱正遇紫微量”等话，现在写的是“稳如泰山，坚似磐石”等话。说明乡风乡俗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 五台地处山区，过去交通不便，出门以步行为主，再则骑驴，偶有坐轿车者，多为头面人物。现在，黑色油路和乡村公路通往四面八方，自行车已成为极普遍的代步行工具，公共汽车亦为多数人乘坐，然而，不少老年人还保持着过去的习惯，若路途不远，宁步行，不坐车。 自给自足是五台人的生活传统。解放前至解放初期，多数人家自种烟叶（小兰花）和油料，并自己制作食油、灯油和酱醋，很少出钱购买。若遇必须购置的生活必需品，则以粮换物，或者粜粮得钱，再行购置，力争不求于人。那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十分明显，农忙务农，农闲从匠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所以，全县具有多种匠艺人，如蒋坊的瓦匠，五级的木匠，虎汉的铁匠，龙王堂的泥匠，唐家湾的毡匠，台怀镇的铜匠，南茹材的塑匠，槐荫村的布袋匠，大王村、安家村、峡口村、前堡村的编织匠，东冶的纸匠、泥匠、铜匠、皮匠、壶皮匠、小炉匠等等。建安地区的瑶池、张家庄，钉称、张箩、钉盘碗者很多。他们挑担四出，沿村献艺，早为远近闻名。无技为匠的农民，牵驴驮炭是冬天的主业。他们以此积攒“过年”用品，辛苦备至。解放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渐趋解体，商品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大，货币的作用与日俱增。以粮换物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均以市值为准。劳动习惯亦有改变，过去，以黄土坡为界，下善担，上善背；现在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担与背逐渐向平车载运过渡，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一般来说，富不喜外，穷不嫌乡，重男轻女，族村自卫，是五台人的特性。五台人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但不善于交际。农村中，男子同男子之间，女子同女子之间，多结有数友，俗称攀干亲。凡攀干亲的，男子称朋友，女子称实弟妹，对方的父母则称为老干和干娘。亲朋见面，多不握手，常以笑脸待之，问话则以“孩子发结庄稼好”为主要内容。若遇生客，谦恭之态则为礼，不娴寒暄之词，但尚微笑相迎，给人一种憨厚的印象。 四、人文-名人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子敬。(1901--1990), 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教导营教官、参谋、副团长。１９２７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开辟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１９９０年９月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８岁。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他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来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分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1914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对蒙古国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他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蒙古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元好问有4子5女。长子元拊，字叔仪，仕元为汝州知州；次子元振，字叔开，太原路参佐；三子元总，字叔纲，都省监印。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 白朴，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卒年不详。祖籍奥州(山西河曲)。他幼年时值金国覆亡，饱经兵乱，赖诗人元好问多方扶持，并教他读书。金亡后流寓真定。真定是当时北方一个重要戏剧演出地点。在大都时，他曾和关汉卿共同参加过玉京书会，并到过汴梁、杭州等戏剧演出较盛的地方。晚年寄居南京。今存有杂剧《墙头马上》、《梧桐雨》二种。 徐继畲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是一位爱国者，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徐继畲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土，十年（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补陕西监察御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广西省浔州府知府。从此他青云直上，历任福建延津道、订漳龙道、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后曾多次署理闽浙总督，咸丰元年（1851年）因被人诬告，革职回京，降补太仆寺少卿。咸丰二年，徐继畲再次被人诬告，彻底落职归里。咸丰六年他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同治四年（1865年），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共管理同文馆，八年（1869年）三月以老病告归，十二年（1873年）卒于家。 徐继畲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教育，“民为贵”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竟到了贫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后期的官吏中，象徐继畲这般清廉的，虽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很少。 徐继畲是位爱国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在如何禁烟问题上，徐继畲主张严禁，他指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籍口。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畲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畲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七月徐继畲调晋江漳龙道。时厦门告急，徐继畲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畲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畲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徐继畲亲眼目睹了清军的惨败，他总结失败的直接原因时说：“我之官兵则承乎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又慨然长叹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畲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畲“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畲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畲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畲保护。徐继畲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畲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据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多次上书弹劾徐继畲，咸丰帝根据两广总省徐广缙的调查，最后以徐继畲“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畲革职并召回北京。 在徐继畲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畲晋京升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畲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公余著述。《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版），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入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评论说：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又说：“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乎天下为公，侵侵乎三代之遗意”。总之《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 徐继畲十分热爱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公务之暇，便潜身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落职归乡，在超山书院教书的岁月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之中，评点与撰写了大量的著作。1989年，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了他的《后汉书批注》手稿，完整无缺，十分宝贵。书中朱墨批注，除文字注释外，多为评论及阐述己见之批语。在研究《汉书》与《后汉书》的基础上，徐继畲于平遥超山书院讲学时开始撰写《两汉郡国今地考略》，至咸丰八年（1858年）已撰成《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总论》。徐继畲还深入研究了方志学，对地方志的撰写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编撰《五台新志》。 生活在民族危难，社会动荡的时代，徐继畲还是一位感时伤怀的诗人，并有诗篇258首。其诗文多饱含忧国忧民思想。他在《咽糠词》中，把贫苦百姓的艰辛与官衙中的挥霍进行了对比，写道：“富食米，贫咽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这强烈的反差。是对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的控诉，也是对贫苦百娃的深切同情。同时，徐继畲对古代诗歌也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据目前所知，有《古诗源评注》等著作。《古诗源》是清沈德潜编选的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和歌谣汇集。徐继畲对此书随诗随批，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民国年间曾刊印出版。1989年，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该书残本，使我们能目睹徐评的手迹。此外，徐继畲对八股文有较深的造诣，为清中后期八股文之一大家，曾著有《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编有《举隅集》和《超山书院课程》等。徐继畲的大部分著述都收入《松龛先生全集》中。 续范亭 续范亭，１８９３年１１月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西社村。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后组织西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１９２５年前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军军政学校校长。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１９３２年与爱国将领邓宝珊等赴兰州，先后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参谋长、中将总参议。１９３５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我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同年秋，续范亭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他一路奔走呼号，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纳谏。续范亭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苦闷惆怅、救国无门，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 续范亭的壮举，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有力揭露和抗议，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遇救不死的续范亭继续为抗日奔走。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对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更是深深佩服，从此坚定了拥护共产党的信念。１９３７年９月，续范亭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１９３９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密谋消灭晋西北抗日武装时，他亲赴八路军第１２０师第３５８旅通报情况，研究对策，并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１９４０年，任晋西北军政民联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晋西北行政公署行署主任。同年１１月，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１９４０年冬，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大“扫荡”，续范亭率行署机关日夜转战，积劳成疾，终于病倒。１９４１年５月，续范亭赴延安疗养。 １９４７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续范亭随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分散撤离，在行军途中病情加剧，于９月１２日病逝于山西临县。临终前，续范亭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遗书，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他说：“范亭自辛亥革命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行，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道路。”党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３日，续范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 这是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剖腹明志时留下的绝命诗。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６日，续范亭因不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亲往南京呼吁抗日，遭拒后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举国为之震惊。 杨家将 在山西省代县城里，有一座颇有气概的钟鼓楼。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传说这是人们为纪念杨家将不朽功勋，而流传到今天的一处珍贵遗迹。
提起杨家将，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杨业。历史上，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弱冠之年便入事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任侍卫新军都虞候。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深感刘氏厚遇之恩，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与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美共同担负起了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实际上，潘美只是挂了个虚衔，重担全部压在代州前线杨业的身上。 杨业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每次打猎，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我将来带兵打仗，也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 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 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年）三月，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称杨业为“杨无敌”。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八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杨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书封好交给杨业，表示了对他的信任。 雍熙三年（公元 986年）正月，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执意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就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全力向潘、杨部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四州百姓立即迁回代州。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时刻，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我军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令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先和主帅潘美却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争功，硬要杨业率兵去打寰州。王先说：“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杨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先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天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气忿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完成好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遵命前往。”出发时，杨业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会全军覆没。”说罢，杨业就率兵出发了。经过两场恶战，因寡不敌众，杨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时，王先、潘美却率军早已离开了谷口，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虽然他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他的儿子七郎也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 史书上记载，杨业的儿子除延玉外，还有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 杨延朗后改名延昭，人们称他为“杨六郎”。他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也是北宋王朝的名将。杨延昭儿童时代受到父亲的熏陶，十分爱做军事游戏。杨业常对人说：“这个孩子最像我。”每次打仗总要带他上阵。战争中，杨延昭很快锻炼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雍熙三年（公元 986年），杨业率军北伐应、朔，派杨延昭任先锋，与契丹军在朔州城下激战。延昭被乱箭射穿了手臂，但他毫不介意，更加讲命地与敌人厮杀。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年）冬天，契丹军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这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在契丹围攻之下，遂城城小无备，人人危惧。杨延昭泰然自若，率士兵登城固守，毫不慌乱。他让士兵在城墙上浇水成冰，使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契丹军攻城不下，只好绕道去攻打别处。在杨业死后，杨延昭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继承和发扬了杨家“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 杨家将的第三代是杨文广，他是杨延昭的儿子，也是宋代一名边防名将。在宋仁宗时期，他先后在河北、陕西边境做过镇守将军。他镇守陕西时，主要是防务西夏国对中原地区的骚扰。 杨家将正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为保卫祖国恪尽职守。他们的事迹不断走入传说、故事、戏曲舞台和影视剧创作。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元之际，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家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用小说评书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杨家将英勇战斗、牺牲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和感人。他们还把宋代功臣潘美描绘成大奸臣做陪衬，使杨家将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家风更加高大和完美。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佘太君百岁挂帅、杨排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爱国者形象，在世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以至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演义和传说。 对于杨家将忠心报国世代相传的优良家风，对于一个家族前赴后继捍卫祖国既忠又勇的行为，人们传诵他们，缅怀他们，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以各种形式，为他们竖起一座座丰碑。 雁门关下，有一个以杨家祠堂而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是杨家后代。 杨家祠堂始建于元代，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杨家祠宇。因杨业死后被追赠为“太尉”，谥号“忠武”，他的后代以此题祠名为“杨忠武祠”，俗称“杨家祠堂”。 祠堂大殿前，有一块鹿蹄石，形状奇特，雕刻秀美。传说是杨业十四世孙杨友，镇守代州时一日外出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这只鹿带箭逃走，杨友紧追不放，追到现在的鹿蹄涧村，梅花鹿突然钻入地下。杨友命人挖掘，挖出奇异的一方石头，上面雕刻着梅花鹿带箭图案，并有明显的鹿蹄印。后来，人们将这块奇异的石头搬回祠中存放，鹿蹄涧村由此得名。 多少年以来，为缅怀先祖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怀，鹿蹄涧村年年都举行村祭，年年村祭必定唱戏，唱戏必唱杨家将戏。 “血战金沙滩”是杨家将传说故事中，杨家将打得最悲壮、最惨烈的一仗。在这场恶战中，杨家将的七郎八虎中，大郎、二郎、三郎、七郎战死，四郎、八郎被俘，五郎出家，整个一个杨家战死一大半。戏曲《金沙滩》演的就是这件英勇悲壮的事迹。但鹿跨涧村民什么戏都看，唯独不看《金沙滩》这出戏。 据说，有一年的春天，村里正唱戏，点戏人就点了《金沙滩》。说也怪，开戏前，天气晴朗，风尘不动。戏开后，契丹兵向杨家将猛烈进攻，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滚滚，搅得天昏地暗，台上台下，顿时乱作一团，台上的“契丹兵”也只好鸣金收兵。风沙过后，观众稍稍坐定，台上又紧锣密鼓敲打起来，杨老令公披挂上阵，领兵迎敌。演到二郎、三郎惨死疆场时，突然从西北方向滚过一团乌云，刹那间，风云过后，就是电闪雷鸣，瓢泼大雨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整个场子里成了风雨世界。 风雨过后，人们说：这是祖宗对咱们的报应，老祖宗不想让咱们再提那些伤心的事。咱们闹红火，别让他们不高兴，好吧，从今往后，演杨家喜庆的戏，咱再不演《金沙滩》了。后来换了别的戏，说也奇怪，一连几天全是风和日丽。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人们也没有必要追究它的真实性。不过鹿蹄涧村人从来不看《金沙滩》这出戏倒是真的。因为他们不愿回忆祖先悲伤的往事，更不愿让这惨烈的场面再去搅扰祖先的在天之灵。他们期望的是没有侵略，没有战争，只有和平与安宁的世界。 凝聚在杨家将传说故事中的前仆后继、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面对外族侵扰和西方列强欺凌，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追求和平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为了追求这种希望，杨老令公战死了，杨六郎、杨文广继承遗志继续战斗；男人牺牲了，佘太君、穆桂英等女人继承遗志继续战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也要继承遗志继续战斗。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绝非杨家将一家。仅在山西，还有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的薛家将和呼延赞、呼延灼的呼家将。这些家将的传说和故事，相互辉映，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璀璨的理想主义光芒。 雁门关外杨家将征战过的那个叫做金沙滩的古战场，昔日的刀光剑影。硝烟烽火，早已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而荡然无存。今日的金沙滩，放眼望去，满滩皆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成为十里飘香的果园。 当我们乘坐北同蒲的火车经过这里时，列车播音员或其他知晓这个地方的人，总要手指窗外，说：“快看，这就是杨家将战斗过的金沙滩。”听者无不转头注目车外，看着这片早已面目全非的旧地，想起有关杨家将的事绩，心中升起崇敬之情。 杨家将以及薛家将、呼家将已远远走出历史的范畴，而升华为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励精图治，振兴中华。 阎锡山 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夤缘时会出任都督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1883年10月10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O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 处于京畿肘腋之地的山西爆发起义，使清政府十分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于11月 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龙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以后，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 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 拥袁称帝保存实力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由归绥地区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他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同盟会于1912年 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 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年 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候。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 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他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韬光养晦保境安民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之马首是瞻。 1916年 7月，阎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为师，遂得于1917年 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一身。他响应段祺瑞马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却站在段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参加北伐雄踞华北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 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北伐军于1926年 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 6月29日推阎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 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破坏国共合作，北伐受挫，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1928年 2 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1929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兴师问鼎兵败中原 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 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 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 8 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 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乃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 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 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消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人”事变的条件。 东山再起自强救国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他根据儒家的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他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还摭取并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词句，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必经过的桥梁”。这个所谓“物劳学说”是无法实现，他也不打算实现的，但他却定为干部的奋斗目标，目的是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与此同时，他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他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1年12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表示自已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 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他与蒋的矛盾并消除蒋对他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1933年 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在晋见之前，曾于 9日电蒋表示：“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他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他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他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反共拥蒋联共抗日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他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2 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 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他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 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 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 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 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 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人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11月 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 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他的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他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 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 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动摇妥协联日图存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938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1938年 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 2月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 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 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 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挑起内战“不倒”亦倒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 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 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1946年 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 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是，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 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 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 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3 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底摧毁。 负隅挣扎病逝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 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负隅挣扎。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挣扎不过螳臂挡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 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金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终年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