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位于山西省西南端，总面积１４２３６.５平方公里。黄河中游北干流以东，与河南，陕西隔河相望，北靠临汾，东邻晋东南。古称“河东”，河东大地外滨澎湃的黄河，内有绵延的中条山，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美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8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生息繁衍。历史上，这里曾是舜、禹建都的地方，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即今永济市，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可谓文化源远流长，且光辉灿烂。
      运城地区现辖运城市、永济市、河津市及闻喜、绎县、垣曲、夏县、平陆、新绛、稷山、万荣、临猗、芮城等县。总面积13968平方公里，总人口425万。中共运城地委、行署设在运城市。
      就中国成立以后，运城地区的社会经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已形成以纺织，造纸，化工，食品，冶金，建材，机械为支柱产业的门类较齐全的国经济体系，成为我省重要的朴棉生产基地。
      运城境内水资源比较年富．黄河、汾河、涑水河流经境内，境内总流长6对公里、境内平川占到总面积的58.3％。该区地理座标介于北纬３４°３５′─３５°４１′，东经１１０°１５′─１１２°０４′之间，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其基本特征是，气候温和，冬寒夏暖，热量资源充足，夏秋雨水丰沛，光能，风能较丰富。是山西省积温较高的地区。
      运城地区历史悠久，山川壮丽，文物古迹星罗棋布，风光名胜遍布各地，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有历山，孤峰山，吕梁山，五老山，尤门天险，王官峪瀑布，闫家池峪谷瀑布和温泉等自然景观；有著名流口大禹渡，津渡和风陵渡。有闻名华夏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建筑，如：南海峪岩洞遗址，西候渡遗址，禹王城遗址，司马光祖墓，晋文墓，晋南云墓，关帝庙，永乐官，普救寺，飞云楼等。这些自然景观和古文化具有极高的观赏，游览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河东先后培育出商代中兴贤相傅说，春秋霸主晋文公，战国纵横家张仪，蜀汉名将关羽，晋代文学家郭璞，隋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通，唐文学家王勃、柳宗元、唐代名相裴度、名将薛仁贵、宋代名相、史学家司马光等等。
      运城地区是风味特产众多的地方，闻喜煮饼、稷山板枣、蒲州青柿、芮城麻片、席张白水蜜杏，还有北相羊肉和泡泡糕、无碱馍，关公酒等。蒲剧、眉户、绛州鼓乐、浮山木偶戏、皮影戏等地方戏剧闻名省内外。
      运城地区交通发达．铁路公路纵雄交错，南通西安．三门峡，北接太原，有火车直通北京。境内太原至风陵渡、运城至茅津渡、运城至三门峡、西安有高等级公路连通。 

二、历史

山西运城是元末兴建，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座盐业专城。探讨它的兴建、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对于认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颇有助益。 

　　一、兴建原因和经过
　　运城古名潞村，位于山西南部，濒临河东盐池。河东盐池又名解池，是一个古老的天然结盐之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亭，潭而不流。水中食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由于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古代汉民族的发展，一直和盐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三个都城都在盐池附近。古代因盐池之利而修筑城堡也很早、春秋时晋国的谷奇食采于苦城。苦读盐，盐即河东盐，苦城是以盐为城名，战国秦昭襄王十一年（前 304）。“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这里的盐氏也是城名，是以氏为名。汉代司盐都尉设置于潞村，所以又名司盐城。唐大历年间（776——779），也曾经设治于潞村。不过，上述城堡规模都不大，以后都荒废了。
　　元末在潞村筑城，是先建运司而后筑城。元初，潞村尚是“弹丸一乡镇。”元太宗八年（1236），盐运使姚行简绘图献议后，始“芟莽夷榛”，立运司于潞村。至元年间（1264——1294）曾一度迁司于解州，后又迁回。延佑年间（1314—1320）潞村更名为圣惠镇，其时虽尚无城垣，但在潞村已渐筑有池神庙、学宫、谯楼和隶役处所。至正十六年（1356），那海德俊任盐运使时始筑城，初名凤凰城，后因是盐运司所在地，而名运城。此即运城兴建之始。
　　运城初建时比较简陋。城垣周长一千七百丈，筑土为墙，门有五，各构简易城楼。门的内外左右筑有军庐、稽察所，是巡警稽察所在处。城四角各筑烽火屋，是觇伺防御之所。诚于八月开工，是时“丁夫星布，畚插云集”，除庶民输财赴役者外，另有兵丁二千五百人参加，共历时五个月，于当年十二月峻工。
　　元政府为什么要在运城设司筑城呢？
　　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封建盐政的需要。河东盐利历来是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政入项，所以“历代治鹾皆设官司，以为经理”。不过，元代以前“榷沽之政，而或入少府，或归大农，或隶度支，即行榷之吏大约分摄于军州郡邑之卒幕，未置专廨”，故“解盐多莅治于解州”。可是，元代“盐为诸赋之首，解之盐泽又诸鹾之首”；“会其岁之入，以缗计者二千万”，“租赋外，惟以盐课佐经费”。于是，元政府出于控制池盐业，搜刮盐课的需要，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盐政官僚机构——河东都转运盐使司，专门管理河东盐政，搜刮盐课。由于盐务繁杂，“解州城小，且偏处一隅，鞭长莫及”，因此，“为掌榷近便”而“徙运司于路村”。此即运城建司之因。
　　第二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元末，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元政府统治的斗争不断深入，蒙古军事贵族的统治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面对这一状况，元政府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和保护盐政官吏自身的安全，而筑城于潞村。元人黄觉说：潞村“室庐联骈，楼阁辉映。惜乎！散漫纵横，无山溪城隍之固。加以河南不轨之徒。猖狂恣逞，阖镇之民，宵肝蹙额。止以天堑为倚，倘有不虞何可以生？”故当务之急“莫先城事。”明人许赞又说：“城何义，曰盛也；城何盛，以盛民也，民何以盛，曰盛之以图安也。……河东运司山川开盐池之利，地土负猗顿之富。士庶丛萃，官署森列。……官立而驭御宜严，此城河东之要义也。”
　　但是，“天下盐治不一，举无专城，河东何以独有专城？”旧史称，其它盐区未筑城是因为“煮海者商灶延绵沙际，千里相望，如淮浙长芦皆非一州一邑之地，故但居要以临之，而所附则皆通大邑，已有提纲挚领之势” 。而河东池盐生产集中，潞村地理适中，筑城于潞村便于管理。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运城便应运而生了。
　　由上观之，运城是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池盐业，搜刮盐课，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保护统治者自身安全的目的而兴建。这和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显然是不同的。 　　

　　二、城市的发展和封建性的加强
　　运城建成后不多年，元代即灭亡了。运城的发展主要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前期。而且，这一发展过程，主要是封建性加强的过程。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第一在盐政机构的设置上，明初沿元制，设立了河东都转运盐使司。由盐运使总理河东盐政，同时整顿和充实了下属官吏。成化九年（1473）明政府又增派巡盐御史驻运城，以监临盐政。清初沿明制。这样，封建政府就从行政组织上加强和充实了封建盐政官僚机构。 
　　第二在军事力量的配备上，明初在运城设射手50名，正德年间（1506～1521）为了防御刘大、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境，曾添设这盐壮、市壮800名，民壮600名，吏农有膂力者200名，共分为六营。天启年间（1621——1627）又增兵160名，由把总一员领之。此后，复增兵300名，由守备一员领之。崇祯年间（1628——1644）再增兵50名．这样，封建政府就从军事上加强了对运城地方的控制。
　　第三在城垣防御的设施上，明朝政府在元代的基础上又不断进行了扩建。如天顺二年（1458）把原有的五门改为四门（东门称放晓、西门称留晖、南门称聚宝、北门称迎渠）。正德六年（1511）增高城垣。嘉靖年间（1522——1560）先后建东、西、北、南城垣，并在城四角增望楼。崇祯年间（1628——1644）又先后增设敌台守望工具。这样，封建政府就从城垣设施上把运城变成了一座封建城堡。
　　第四在城市建筑上，明清政府按照封建等级制进行了规划和有计划的修建，“其它署则巡盐察院居其中，左鼓楼，而右谯楼，运司、分司文武各员皆在城内街场棋布，衙署星罗，仓库坛庙无不备具”。城内设九坊，总分四街。“坊为商民所错处，而集则粒食所聚之场”。九坊是：厚德、和睦、宝泉、货殖、荣恩、贤良、甘泉、、永丰、里仁。四街按东西南北方位而名，俗呼四关，是城内规定的集市之处。这样，封建政府又从城市规划和建筑上加强了封建等级制。
　　第五在城市体制上，明清时代运城“其地虽属安邑县辖”，但是，除“一切编户保甲悉于安（邑）就理”外，其盐政并不在县政治范围内，而体制自备，“学校、官师武备、坊市保甲及报祭宾兴诸典礼，俨与邑等”。这样，封建政府就从城市设置上，使运城成为封建统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在盐业政策上，明政府不仅以运城为强迫附近州县盐丁进行徭役性劳动的中心地，而且明政府和清政府都以运城为中心，在河东池盐运销地区实施禁榷制度，阻碍池盐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这样，运城就成为封建政府在河东池盐产运销地区的封建盐政中心。
　　第七在文化教育上，明清政府都设官办儒学机构于运城。《明会要》载：“河东又设都转运司儒学，制如府”。此外，封建政府还设宏运书院，“隶商籍子弟”；设河东书院，准送“民籍生童”。所以，运城“人以科目起者，明以来称极盛，自永乐迄今孝廉无虑数百人，其成进士者亦后先相望” 。这样，封建政府就以运城为据点，通过宣传陈腐儒学。不仅禁锢着新思想的发展，而且为封建政权培养了一批效忠皇帝的封建文人。 不难看出，运城是在封建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地主阶级实施封建盐政以及维护其统治的一个封建经济、军事、文化城堡。这和西欧中世纪以来具有自治权力的工商业城市，显然是不同的。

　　三、新的变化的开端
　　尽管运城是由封建政府兴建，并在其严密控制下的一个封建化城市。但是，由于“历史过程中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运城在工商业、人口结构、意识形态和对社会的作用上，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池盐工商业的发展。元代池盐生产是人力捞采自然结盐。明初改变为“且种且漉”。所谓种，即采用垦畦浇晒法。此法原创于唐代，主要是人力垦地为畦，引入池中卤水，经过加工而晒制成盐。所谓漉，即人力捞采自然结盐。明初采用“且种且漉”，在生产方法上已比元代有了一定的进步。明中叶以来，随着池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加剧，盐丁对官办池盐业徭役劳动的不断反抗，造成官办池盐生产经常不敷配运，以致明政府不得不允许商民直接到盐池浇晒或捞采，这样就在官办池盐业中出现了商民自备工本生产的又一种经营形式。尽管这一经营形式其产品尚为官商伙分，仍然是封建性质的生产。然而，由于这一经营形式，商民获利增加，生产积极性较高，不仅增加了池盐生产，而且为池盐生产经营形式的进一步变革创造了条件。入清以来，池盐生产专事畦种。这一生产方法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总结和提高。在清代已成为一套比较科学的生产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强迫盐丁进行徭役劳动的官办池盐手工业，已经成为池盐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在盐丁逃亡和其它各种反抗斗争的打击下，在明代商民自备工本生产的基础上，清初又演进为“畦归商种”新的经营形式。所谓“畦归商种”，就是池盐生产由官办改为商办，畦地统由商人负责经营垦种；政府取消编籍盐丁，由商人雇佣盐工来进行生产。这样，商人“各建作坊于池之北阜下，凡碓铠釜灶之类皆备焉，日具饮食，出重资雇作头，募民而治畦事，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虽所费不无浩繁，而亦能大偿其愿”。据统计，清前期投资池盐生产的商人共有寡400多户，其中投资较多，占有两号以上畦地的商人有40多户。其作坊规模，“每岁浇晒之时，工作人夫盈千累万”。商人各自指挥自己雇佣的盐工进行生产，已开始具有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起点的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第一、池盐运销，明初是实行以物易盐的开中制。明中叶以来，改变为纳银凭引运销后，大大活跃了商人货币资本。旧史称“始维时盐利倍增”，弘治年间（1488——1505），商人“固难免于名姓之乘除，而历载考籍大约不离乎五百家”。到了清代，池盐生产由官办改为商办后，随着生产和运销业务的扩大，商人在清前期又分化为专事运销的商人——运商；专事生产的商人——坐商，进一步推动了池盐业运销的发展。据统计，清乾隆年间（1736——1795）池盐运销秦晋豫三省 119州县，运城已成为“三省商民群萃”之地。
　　第二、其它商业部门的发展。运城所在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间土河湾的三角地带，是山西气温土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地区。晋南盛产麦，晋东南盛产谷，都有着提供商品粮的潜力。潞安府的绸，是明代“号称利薮”的商品生产。煤炭则“霍、吉二州及临汾、洪洞、浮山、赵城、汾西、岳阳、翼城、灵石等县俱出”。阳城民营“铁冶甚多”。这些较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都为运城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有利件条。明中叶以来，随着运城居民生活的需要，运城的粮食等商业部门都有了较快的发展。清初，运城城内的集场由明代的东西北三关轮集，改变为四关轮集。雍正时（1723——1735），“东西北三关各设粮店，而北关为盛”。集市和店铺的商品也十分丰富，旧史称：“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见于无物不有”。清人郭书俊有诗云：“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所以运城有“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之称。这时的运城，“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已十分繁荣。
　　第三、运城人口的发展。元末明初，运城的人口主要是官吏兵丁。此后，逐渐发生变化。明中叶“商贾之懋迁，羁人之旅食与夫工执业、民赴役者，纷纷然皆都于路村”。到清代前期，运城已是“商民辐辏，烟火万家”，“人集五万”。人口结构，按其经济状况大体可分为：1.上等人户。包括纲总（运商总目）、大坐商、大粮商、缙绅等。据旧史载：“安邑缙绅，运城居半”。2.中等人户。诸如小坐商、斗户（一般粮商）、揽户、牙人等。小坐商是资金较少之油盐生产作坊主，他们“畦地租自他人，措资浇晒”。而揽户、牙人则是他们之中富有时代特色之流辈。三、下等人户。由于运城是“浇晒人夫聚集……之所”，所以制盐人夫很多，他们是下等人户中的主要成员。这些人大多来自附近州县，但也有不少“外来工作的人夫”。他们生活都很贫困，所以运城“穷民乞丐甚多”。 上述三种人都是围绕池盐业进行生产或商业活动，有着大致类似的经济利益，并在逐步形成城市人口共同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先驱。 
　　 第四、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元末明初的运城，是封建等级制和儒学道德占着绝对统治地位。但是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金钱欲已在开始支配人们的思想，并正改变着社会风尚。所谓缙绅之家不外乎“或以科第奋迹，或以货郎起家”，经商已作为他们致富的主要途径。而普通百姓“率趋盐利，握算佣工，不务本业”，同时，商民“乘间策肥争奢斗靡”，“相习成风”。金钱欲正在冲击着封建等级和儒学道德观念。
　　第五、对附近乡村自然经济的影响。如前所述，元末明初的运城是河东池盐运销地区封建盐政的中心。是管理附近州县盐丁进行徭役劳动的中心。但是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随着运城池盐生产经营形式的改变，编籍盐户的裁革、雇佣劳动的实行，附近乡村出现了“遂令此间人，不省重农桑，以池为世业，以盐充储儋”的状况。过去“穷人无所归，皆食力于农，今大半为商所在，而农事不问”，并成为专门出卖劳动力的盐工、车夫等，从而使雇佣劳动在这一带有了较快的发展，促进了附近乡村自然经济的分化和瓦解。 运城兴起后，附近解州、安邑县皆日渐衰落。明人袁翱说：人们“纷纷然告都于路村，而居解（州）之民浸以凋落”。《安邑县志》载：“清季因运城盐客丛集，市民繁居，本（安）邑渐形零落，仅成为县政中心，商肆居民不见增益，游观者或诮为荒堡”。所以，清代前期的运城，已不仅是秦晋豫三省的池盐集散地，而且是“晋省一都会”，在山西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上可见，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运城在经济、人口、意识形态等方面，已出现一些变件，这些变化虽然只是开始，尚处于萌芽阶段，但这些变化从背离封建制度这个意义上看，和西欧中世纪以来城市的发展是在“城乡对立中进行的”，却有着类似之处。 总之，从运城的发展史可见，它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特点。它不同于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即既不是因工商业的发展而建，又没有城市自治权，而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上述不同之处，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封建性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运城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已经蕴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而运城的这个变化，又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三、地理

运城地区位于山西省西南端，黄河中游北干流以东，与河南，陕西隔河相望。国土总面积１４２３６.５平方公里。 

四、气候

该区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其基本特征是：气候温和，冬寒夏暖，热量资源充足，夏秋雨水丰沛、光能、风能较丰富。

五、人文

运城的风情丰富多彩，民间社火 ，本区民间社火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闻喜、新绛、稷山、芮城、运城等县(市)出土的汉、晋、唐、宋、金、元各代的杂俑、舞俑、戏俑文物考证，汉代桐乡(今闻喜县)、曲沃民间即有耍一类的社火流行；唐宋直至金元时期，本区各县民间社火已很盛行，社火种类由杂耍扩大到音(锣鼓、花鼓)、舞蹈(狮舞、龙舞)、体育(武术、高跷)、观赏(冰山、抬阁)等，内容更加丰富，场面亦更加壮观。旧时社火多在传统节日(元宵节、端阳节、重阳节)、迎神赛社、春祈秋报会和喜庆之时(祝寿、婚礼)举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类社火在原有基础上普遍发展年提高，每逢传统节日，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人民群众亦用这种传统的民间娱乐形式庆祝国庆节、建军节、劳动节等，或为各种重大工程开工典礼、竣工剪彩、商贸活动助兴。本区流行较为普遍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社火种类有： 

锣鼓 ：流行于全区城镇乡村，多用于喜庆、迎神、赛社、丧葬等。乐器配置以鼓、锣、钗、钹为主，辅以小钗、云锣、爆鼓(一种手持小鼓)等。敲打套数及演奏风格因地而异。绛州(即新绛县)锣鼓以鼓乐为主，代表曲目《秦王点兵》誉满华夏，并应邀赴香港、东南亚及北欧一些国家表演。运城市东郭乡、北相镇的锣鼓气势宏大，节奏紧促，代表曲目《关公战蚩尤》驰名省内外。河津市以汾北锣鼓为佳，一个表演队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演奏员古代武士装束，指挥者手持两米左右长竿，竿头饰以绒球、彩绸，锣鼓声起，听似山洪出谷，响雷震耳，看如遣兵布阵，壮烈撕杀，代表曲目有《乱刮风》、《风搅雪》、《狮子滚绣球》等。此外，万荣县丁樊、埝底锣鼓队、闻喜县宋店锣鼓队、平陆县张店锣鼓队也都颇有名气。 

高跷 ：俗称“踩拐子”，流行于全区城镇乡村。表演者踩着有踏脚装置的木质器具(俗称拐子)，化妆成各种神话、传说、传统戏曲人物或现代剧人物，在锣鼓伴奏下舞蹈行进。拐子高低不等，低者1-1．5米，高者2-3米。表演形式有单拐、双拐，亦有3人4拐的。表演特技有上高桌、劈八叉等。临猜县临晋镇西关表演的《赶驴》堪称一绝：妻骑驴挎篮，夫执鞭赶驴，不慎跌倒，妻抛彩练与夫，各伸一腿相对，妻用力拉，夫即迅起，二人相视一笑，复继续前行。运城、永济、万荣、垣曲等县(市)的高跷表演亦各有特色，颇受群众欢迎。 

花鼓：流行于全区城乡，以万荣、闻喜两县的花鼓声誉较高。据传，花鼓起源于唐，兴盛于宋。表演时除一人打鼓外，另有一唱曲者，称为“伞头”，还有10多位女郎击云锣伴奏。击鼓者有三种姿势：低鼓，即腰系鼓；高鼓，即胸前鼓；多鼓，即系鼓于头部、胸部、肩部、腿部，多者可达7-8个鼓。击鼓时讲究舞姿优美，鼓点响亮。花鼓的套子很多，有“一点油”、“风搅雪”“干炒豆”、“狗嘶咬”、“紧三锤”、“慢三锤”等。走圆场时有“白菜卷心”、“龙摆尾”“踏四角”、“十“十字花”、“蝉脱皮”、“倒推磨”等路数。在击鼓的技术上有掏腰、掏腿、绕膝及种种高难度动作，如“狮子滚绣球”、“秦王背剑”、“凤凰双展翅”等。地域不同，花鼓风格亦有差异。在万荣县的花鼓中即有西南乡、东南乡、北乡之别，西南乡节奏紧促，动作跳跃；东南乡节奏缓慢，动作诙谐；北乡则稳健大方。已故的著名花鼓艺人有闻喜县的尹廷炎、万荣县的王天福、畅春生等。王天福之徒田金川深谙其师技艺之妙，曾多次赴省城、进北京表演，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拍摄成电影、电视片向全国播放。 

龙灯：本区的龙灯起源于汉代，亦称“耍龙灯”。龙灯用竹蔑、彩绢扎糊，上面制做勾画出龙鳞、龙头、龙角，造形逼真，形象威武。龙嘴内能喷火者称为“火龙”，能喷水者称为“水龙”。一条龙灯首身分成若干节，每节安一长柄，由耍龙灯者操持。每节龙身内点燃一支蜡烛，整条龙长达20余米。表演时多在元宵节夜间，由20-30名操持者统一协调，互相配合，做卷曲、翻滚、腾跃等动作，在锣鼓的伴奏下，或沿街行进，或在广场转圈表演，气势宏大、壮观。 1989年，绎县民间艺术爱好者根据神话与科学原理，对传统的龙灯制做工艺进行改造，采用超轻型材料内充氢气的方法，使龙灯能乘风而起，婉蜒飘逸，扶摇而上，直冲云天，名为“玉龙腾空”。1989年首次试验成功，1990年元宵节在运城表演，此后曾参加第十一届北京亚州运动会开幕式，1997年参加庆祝香港回归活动等，并应邀出访日本，均获得好评。 

水故事 ：为闻喜县阜底村独有，源于清初。制作方法是在一大型装置内，以硬纸剪成各种人物、鸟兽、鱼虫及亭台楼阁，并用彩笔描绘，组成一出或几出戏剧故事，固定在特殊的位置上。表演时开启水闸，以水力带动，人物、乌兽一齐动作，十分生动有趣。 

背高 ：流行于芮城县、永济市沿黄河一带村镇，又称“背支”。表演者在身上安装一支架子，一根铁棍高过头顶，再在铁棍顶端装上脚踏和一圆形铁圈。表演时将3-5岁幼童装扮成戏剧人物，卡在铁圈里，使之成为固定的造型。一般是一出戏剧人物为一组，在锣鼓伴奏声中，背者跑前跑后，穿插往来，进行表演。亦有背两名幼儿组成一出戏的。 

背冰 ：为永济市首阳乡长旺村独有。表演时由一人肩扛丈余长的檩条在前引导，名日“旗杆”。表演人数不限，均不畏严寒，赤脚裸背只穿短裤，身背巨大冰决在锣鼓伴奏下舞蹈行进。这种社火起源于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据传长旺村的相福禄任清兵千总时，在茅津渡口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作战，清兵在黄河北岸设两道火墙，太平军不畏严寒，身背冰块渡河攻破清兵防线。相福禄佩服太平军的英勇顽强，退役回乡后倡导背冰，一直流传至今。 

冰山 ：盛行于河津市城北村。源于隋末唐初，系城北村一工匠所创。冰山的制作颇费工时，必于春节前先做成所设计的大型木质山形，骨架用麻布包扎，倒置后往上泼洒城南莲花池的浓碱水，山架四周各放一台大风车，20多人昼夜轮番扇动，让气温降至零下四五十度，使泼上去的碱水当即层层结冰，成型后再倒置过来进行整形，饰以松枝柏叶、亭台楼阁，成品形似山，质如玉，用大车拉载(今多用汽车)供人观赏。 

转灯 ：流行于河津市境内，多在每年元宵节前后夜晚表演。系当地民间艺人根据风车原理研制而成，起源于清光绪年间。开始只有单转或双转，以后逐渐发展到几个、十几个、几十个花灯同时在一个灯架上转动。转灯制作先用竹子扎成骨架，用葵花杆做灯身主体，用麻纸糊成各种花灯，另用厚纸糊成4-5个风轮，安装在每个花灯的中心，灯面上饰以各种剪纸图案。灯的空心处穿一转轴，轴外固定一燃烛柱，使烛光保持平稳达到灯转烛不动的效果。灯架的顶端再饰一雉尾和纸绣球、风哨等，使灯在转动时有色有声，引人注目。表演队伍雄壮，有时多达数百人，各持一灯架，身穿马童装，头扎英雄巾，佩戴马铃，劲吹—口哨，碎步行进。队首由一人持火球向导。整个表演锣鼓震天，唢呐嘹亮，灯光绚丽辉煌，蔚为壮观。河津市的转灯已被收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山西卷》。 

走兽 ：为稷山县北阳城村所独有，相传始于清代。走兽造型奇特，体形庞大，制作复杂，颇为费工。先以麻丝、麻纸、细竹、铁丝、布料缝制绑缚成兽体，并涂以各种颜色，其制做工艺和方法至今密不外传。走兽多达十余种，以奇兽、怪兽居多，如独角兽、麒麟等。数人饰演兽，足踩高跷，身负重荷(兽背上有骑者1-2人)，行走时脚步必须协调一致，难度极大。表演时在雄壮的锣鼓伴奏下，列阵行进，气势宏伟壮观。 

焰火 ：俗称“放火”，流行于永济、临猗、运城、新绛、芮城、万荣、闻喜等县(市)的部分乡镇和村庄。焰火的规模以火杆数量多少而定，燃放多在广场或街巷。其制作原料以火药、硫磺为主，工艺复杂，颇费工时。火杆有一般火杆和老杆之别。一般火杆装饰简单，有“方城”、“花树”“戏秋千”等样式；老杆高大，装饰内容丰富，有“八仙过海”、“和尚敲钟”、“金猴捣米”等，极尽工巧之能事。各火杆之间用火药线连接，燃放时由低到高，最后至老杆，达到高潮。运 城市安邑火神庙、临猗县城关镇火神庙的焰火声誉颇高，每次燃放都吸引四邻八乡数万民众观赏。 

河灯 ：流行于平陆县太阳渡沿黄河一带村镇，相传始于唐代，多在每年元宵节夜晚燃放。灯笼制做精美，形状各异，内燃蜡烛或油料，置于木筏之上。元宵之夜，千家竞放，满河通明，灯随波涌，光耀水流，蔚为壮观，引人入胜。 

血故事： 为临猗百俊村所独有。表演者将猪、羊等动物肠子盘于腰间，再通过特种技巧，让刀箭戳穿胸部，或利刃砍伤背部，并涂以血红色，形象逼真，气氛恐怖。因此种社火于人无益，尤不宜少儿观看，新中国建立后已明令禁演 。

六、人文-名人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从曾祖?为中书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时。父镇，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常间行求养，后徙于吴。肃宗平贼，镇上书言事，擢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朔方府，三迁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贬夔州司马。还终侍御史。 
　　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雅善萧亻免，诒书言情曰： 
　　仆向者进当臲卼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又久兴游者，岌岌而操其间。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孰能了仆于冥冥间哉？仆当时年三十三，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媢疾，可得乎？与罪人交十年，官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宽大，贬黜甚薄，不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人。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悦可，自以速援引之路。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为罪。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也。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今听之恬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后兴。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说长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 
　　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者，沦陷如此，岂非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余润，虽朽枿败腐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一释废锢，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氓，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献之法宫，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人矣。 
　　又诒京兆尹许孟容曰：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兴尧、舜、孔子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今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公事，坐食奉禄，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语言，饮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闵惜也。先墓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独托村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闾主守固以益怠。昼夜哀愤，惧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皁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挝妇翁者。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列，卒光史册。管仲遇盗，升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礼之。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刘宽下车，归牛乡人。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郑詹束缚于晋，终以无死；钟仪南音，卒获返国；叔向囚虏，自期必免；范痤骑危，以生易死；蒯通据鼎耳，为齐上客；张苍、韩信伏斧锧，终取将相；邹阳狱中，以书自治；贾生斥逐，复召宣室；儿宽摈厄，后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婴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志劣，无异能解，欲秉笔覙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牴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读古人一传，数纸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 
　　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以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 
　　然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 
　　宗元久汩振，其为文，思益深。尝著书一篇，号《贞符》，曰： 
　　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无极之义，本末闳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武陵即叩头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独不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曰： 
　　孰称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厥流以讹，越乃奋夺，斗怒振动，专肆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雹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于是乃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力大者搏，齿利者啮，爪刚者决，群众者轧，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在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阴，用号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观之，厥初罔匪极乱，而后稍可为也。而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章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后之祅淫嚣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为符，斯皆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贞。 
　　汉用大度，克怀于有氓，登能庸贤，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类号休，用夸诬于无知氓，增以驺虞、神鼎，胁驱纵踊，俾东之泰山、石闾，作大号谓之“封禅”，皆《尚书》所无有。莽、述承效，卒奋骜逆。其后有贤帝曰光武，克绥天下，复承旧物，犹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晋而下，尨乱钩裂，厥符不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驳乎无以议为也。 
　　积大乱至于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垠以为炉，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于是大圣乃起，丕降霖雨，濬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泠风，人乃漻然休然，相晞以生，相持以成，相弥以宁。琢斮屠剔膏流节离之祸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肤，以达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转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鸠类集族，歌舞悦怿，用抵于元德。徒奋袒呼，犒迎义旅，欢动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据，阻命遏德，义威殄戮，咸坠厥绪。无刘于虐，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踯躅讴歌，灏灏和宁。帝庸威栗，惟人之为。敬奠厥赋，积藏于下，是谓丰国。乡为义廪，敛发谨饬，岁丁大侵，人以有年。简于厥刑，不残而惩，是谓严威。小属而支，大生而孥，恺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谒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货力。丕扬于后嗣，用垂于帝式，十圣济厥治，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鸲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不胜唐德之代，光绍明濬，深鸿尨大，保人斯无疆，宜荐于郊庙，文之雅诗，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谌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诗曰： 
　　于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仁函于肤，刃莫毕屠。泽�в陟啵瑸澭滓詽取２�厥凶德，乃驱乃夷。懿其休风，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宁以嬉。赋彻而藏，厚我糗粻。刑轻以清，我完靡伤。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十圣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尔宜。载扬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诚神，宜鉴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归。濮钅公于北，祝栗于南，幅员西东，祗一乃心。祝唐之纪，后天罔坠；祝皇之寿，与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诚笃之。神协人同，道以告之。俾弥亿万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毘之。仁增以崇，曷不尔思？有号于天，佥曰呜呼，咨尔皇灵，无替厥符！ 
　　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吝，作赋自儆曰： 
　　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余学而观古兮，怪今昔之异谋。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遐游。絜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蔼而萃之。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禹之为。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 
　　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 
　　奉訏谟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明信乎策书兮，谓耿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互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兮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忄栗乎鬼责。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类鹿濩秬之不息。 
　　凌洞庭之洋洋兮，溯湘流之沄沄。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回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听嗷嗷之哀猿。众鸟萃而啾号兮，沸洲渚以连山。漂遥逐其讵止兮，逝莫属余之形魂。攒峦奔以纡委兮，束汹涌之崩湍。畔尺进而寻退兮，荡洄汩乎沦涟。际穷冬而止居兮，羁累棼以萦缠。 
　　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为！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将沈渊而陨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轗轲。 
　　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 
　　御长辕之无桡兮，行九折之峨峨。却惊棹以横江兮，溯凌天之腾波。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为母子永决。”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为禹锡请，因改连州。 
　　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置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衮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既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史喧哗则逐中执法，辇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当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佾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药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知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光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悬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籴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之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干Я，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觐，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 
　　葵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确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粜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以明经上第。光修《资治通鉴》，奏检阅文字。丁母忧，勺饮不入口三日，毁几灭性。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涂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以韩绛荐，为秘书，由正字迁校书郎。光薨，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得遗恩，悉以与族人。服除，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 
　　上疏言：“比年以来，旱�轿�虐，民多艰食。若复一不稔，则公私困竭，盗贼可乘。自古圣贤之君，非无水旱，惟有以待之，则不为甚害。愿及今秋熟，令州县广籴，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流民就食，候乡里丰穰，乃还本土。凡为国者，一丝一毫皆当爱惜，惟于济民则不宜吝。诚能捐数十万金帛，以为天下大本，则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亲嫌未就职。 
　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劝帝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其言切至。迩英进讲，又言：“《孟子》于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明白，所宜观览。”帝曰：“方读其书”。寻诏讲官节以进。 
　　康自居父丧，居庐疏食，寝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谒。赐优告。疾且殆，犹具疏所当言者以待，曰：“得一见天子极言而死无恨。”使召医李积于兖。积老矣，乡民闻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来者日夜不绝，积遂行；至，则不可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吊于家，市井之人，无不哀之。诏赠右谏议大夫。 
　　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赐白金二千两，康以费皆官给，辞不受。不听。遣家吏如京师纳之，乃止。 
　　论曰：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 
　　一旦起而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开言路，进贤才。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之间，刬革略尽。海内之民，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与咨嗟叹息，欢欣鼓舞，甚若更生，一变而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ＭＥ遗一老，则奸邪之势未遽张，绍述之说未遽行，元祐之臣固无恙也。人众能胜天，靖康之变，或者其可少缓乎？借曰有之，当不至如是其酷也。《诗》曰：“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呜呼悲夫！ 
　　康济美象贤，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将不免于绍圣之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