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在广阔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的南端，崛起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群落，它就是曾经闻名中外的多伦诺尔汇宗寺。

汇宗寺是喇嘛教格鲁派寺庙，也就是俗称的黄教寺庙。大家都知道，喇嘛教就是指藏传佛教，它分为多种教派，最初主要有宁玛（红教）、萨迦（花教）、本布（黑教）、噶举（白教）等。

喇嘛教传入内蒙古地区是在十三世纪初，也就是元朝初年，先后由花教和红教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针对红教的不太守戒律等做法，西宁人宗喀巴对喇嘛教进行了一次改革，主张“敬重戒律”，提倡苦行，不娶妻，禁饮酒，戒杀生等。其继承衣钵的方法则以“转世”代替“父子相传”。宗喀巴创立新的宗派后，为了与红教区别，穿黄衣戴黄帽，因此被称为黄教，通常也称“格鲁派”。黄教出现以后，赢得了蒙古族首领的大力支持，在内蒙古地区广泛传播。清朝确立统治后，也极力推崇黄教，内蒙古地区掀起了建造喇嘛庙的高潮。

至于汇宗寺的兴建，还要从康熙皇帝说起。康熙8岁登基，16岁亲政。他为了巩固政权，一连解决了几个很重大的问题，先除鳌拜，继而平三藩，最后收复了台湾。之后，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北部边疆蒙古人的问题了。正好，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噶尔丹发兵攻打漠北的外蒙古，外蒙三部溃败，他们在大喇嘛哲布尊丹巴的带领下，向康熙帝求援，请求庇护。康熙帝为了表示对哲布尊丹巴的优待，特意将其安置在水草丰美、位置适中的多伦诺尔草原。两年后，噶尔丹以追赶哲布尊丹巴和土谢图汗为名，攻入内蒙古，清廷边关危急。康熙帝亲率大军与噶尔丹开战，在多伦以北的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队。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率文武百官在多伦诺尔草原组织了外蒙古三部和内蒙古四十八旗的大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多伦诺尔会盟”。会盟中，外蒙古三部正式归附清朝，按照内蒙古的管理形式设旗编佐，纳入到清朝的统治范围内，这样，清朝的北方版图正式划定。为了体现这次会盟意义的重大，蒙古各部王公建议修建一座喇嘛寺庙，作为永久纪念。康熙帝十分赞同，下诏书在多伦诺尔会盟地的原址修建一座寺庙。庙宇建成之后，康熙帝派遣章嘉活佛为寺庙主持，并在多伦设立了管理整个内蒙古地区喇嘛教事务的机构，即多伦喇嘛印务处。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时候，康熙帝看到多伦的寺庙建设得相当华丽，来自蒙古各地的僧人都潜心理佛，蒙古各部也经常到这里聚会，龙颜大悦，于是为寺庙赐名 “汇宗寺”，意思是“佛经无二，统之一宗”，并亲题匾额，御书汇宗寺碑文和汉白玉碑一对，用蒙、汉、满、藏四种文字详细叙述了建寺缘由及过程。

汇宗寺能够闻名于世的原因，还在于它宏大的规模和浓重的政治色彩。章嘉活佛进驻多伦以后，迅速发展起了一个庞大的转世活佛系统，由他的这个转世系统统治整个内蒙古的1800多个喇嘛寺院。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蒙古地区上下各界，都“惟喇嘛之言是听”，喇嘛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思想。章嘉住持的汇宗寺，自然就成了整个内蒙古的精神思想中心。随着章嘉活佛在内蒙古影响越来越大，清政府任命他为“大国师”，并作出明确规定，分别由达赖管理藏南地区、班禅管理藏北地区和青海地区、章嘉管理内蒙古地区、哲布尊丹巴管理外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事务。这样，“四大活佛”系统的势力范围从地域上划分得十分清楚了。而章嘉活佛又以“大国师”的政治身份，高于其他三位活佛，因而，历世章嘉都倍受清朝皇帝的尊崇。雍正年间，雍正帝认为章嘉活佛在管理内蒙古的宗教事务方面，功绩突出，作为奖励，雍正帝在距汇宗寺0.5公里的山丘上，又为章嘉建起一座更加华丽的寺院，赐名“善因寺”，与汇宗寺一并交与章嘉管理。这样就构成了多伦广义上的汇宗寺，它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两座大殿，即汇宗寺和善因寺；第二部分是十三处转世活佛仓，每一处院落居住一位活佛，分别来自于西藏、尼泊尔、青海、蒙古等地的高级僧侣，具有代表一方的意义，接受章嘉活佛的管理；第三部分是十座官仓，包括汇宗寺和善因寺的各五处院落；另外的120多处四合院式的当子房，蒙古各旗各占据一处院落，作为各旗与清政府信息联络的办事机构。整个寺院占地面积超过0.5平方公里，拥有僧众3000多名，多伦也就成了一个既有权、又有财的喇嘛庙之城。